导读：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在北京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传承中华文化，绝不是简单复古，也不是盲目排外，而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摒弃消极因素，继承积极思想，“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在第44个世界博物馆日之际，藉由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为念，特分享陕西华厦古代艺术博物馆珍藏的北魏刻纹木尺，以期启迪世人。

北魏刻纹木尺

 

年代：北魏（386年—534年）

通长27.4厘米 宽2.9厘米 厚0.6厘米

陕西华厦古代艺术博物馆藏

       陕西华厦古代艺术博物馆珍藏的这件北魏木尺通长27.4厘米，宽2.9厘米，厚0.6厘米，其顶端有一圆形木环，应当是便于系挂之用。其正、反及侧面皆刻有精美至极的花纹。边框以内，被等分为十格，每个格子内均刻有不同的动、植物及人物图案，格与格之间以直联珠纹为界栏。与现在已经发现的汉唐时期尺子的不同之处是，这把木尺的装饰图案不是横向排列，而是十分罕见的纵向排布，如果以穿木环处为尺子的上端，那么自上而下排布的十个格子的纹饰分别为雄鹰纹、盘螭纹、朱雀纹、龙纹、胡人纹、瑞兽纹、迦陵频伽纹、天禄纹、凤纹、羊纹，在这些纹饰的下部都有一对交织下垂或相对上翻的忍冬纹。

       第一格雕刻的是雄鹰纹，用鹰作为纹饰在汉代就已经非常流行。例如汉代匈奴王的金冠上就有鹰的元素，现藏于西安博物院的一对著名的鎏金鹰首形杖饰，可以说是这件木尺上鹰形图案的祖型。

       第二格内雕刻的盘螭纹更是汉代非常多见的动物造型。在汉代的铜镜及玉器上面经常可以见到盘螭纹。

       第三格内的朱雀纹可以说是汉代的核心纹样，从朱雀代表的方位、时间、色彩、五行等方面来看，它所蕴含的寓意和文化内涵足以将它上升为汉代典型的文化符号。

       第四格内雕刻的龙纹与朱雀纹一样，都是中华文化中典型的符号，而这个龙的站立状造型，则开启了隋唐时代走龙的标准形象。

       第五格内雕刻的是胡人形象。胡人上身着右衽窄袖上衣，下身着长裤，似在舞蹈。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个异族入侵，动荡不安的时期，分裂的状态促进了民族大融合。在五胡乱华的大背景下，有很多的中亚与西亚胡人以经商或外交的目的进入中国。他们不仅带来了丰富的异域物产，还带来了他们的宗教信仰，以及音乐、舞蹈、魔术、幻戏，乃至风俗习惯。这不仅丰富了中国古代的物质文明，也极大程度的在精神及文化领域给中华文化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与活力。大家普遍认为唐朝是一个对外开放，兼容并蓄，胸怀宽广的时代，其实魏晋南北朝才是真正的先声。尤其是北朝时期，其开放和接受外来事物的现实情况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

       第六格内雕刻的动物纹饰似犬似狼，它与隋唐时期流行的瑞兽比较相似，可以看作是隋唐瑞兽的祖型。

       第七格内雕刻的人首鸟身的形象就是大名鼎鼎的迦陵频伽。在佛教经典中，常以迦陵频伽的鸣声譬喻佛、菩萨的妙音，它是随佛教传入中土的域外文化元素。

       第八格内雕刻的是似鹿的动物纹饰，根据形象判断应该是天禄，天禄也是自汉代留传下来的祥瑞动物。“鹿”与“禄”谐音，寓意有福运和好的待遇。

       第九格内雕刻的禽鸟纹勾喙振翅，长尾有冠，表现的应该是凤鸟。凤鸟纹自商周时代出现，一直延用至今，与龙纹一样是我国典型的文化符号。

       第十格内雕刻的是一头羊，“羊”通“祥”，是中国吉祥文化的代表，从汉代开始留传至今。

       这件北魏木尺背面的边框纹饰与正面一模一样，同样是纵列展开，雕刻的是一正一反相连接的龙纹。龙的造型矫健曼妙，上下延展开，极富装饰性。仔细观察会发现，在背面龙纹的两端都只表现出半个龙身，这完全是工匠刻意而为，以示龙纹的连绵不断，让人有突破边界之感，体现出独到的匠意。

       另外，该尺的四个边侧均雕刻有极为精细的綯索纹，这究竟是对本土文化的传承，还是受外来文化的影响，还需要做进一步的探究。

       纵观这把北魏木尺，虽然其整体外观形制简单，但蕴含的信息及艺术水准却令人叹为观止。通过检索资料，我们发现这件木尺上的纹饰，与现藏于大同市博物馆的一方在1970年出土于大同城南轴承厂北魏窑藏的石砚有着十分相近的纹饰。石砚上的纹饰与该尺上的纹饰无论从内容上来看，还是从表现手法上来看，都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这充分证明了这件北魏木尺的年代与文化属性。

       再从工艺角度来观察，这件北魏木尺足以代表北魏时期的整体艺术水准。这件木尺上雕刻出的诸多的人物、动物及植物纹样，既各不相同，又栩栩如生，这对工匠来说，绝对是一种挑战。想要在一个小木片上表现出如此丰富的内容，而且要做到精确无误，可以说绝非一般工匠能胜任的。虽然困难重重，但是这件木尺的工匠却完全做到了。首先，从木尺正面纹饰中胡人和迦陵频伽这两个人物的开脸来说，要想在比绿豆还小的人物头部，精准地表现胡人的面部特征与迦陵频伽的秀美，这几近于微雕的工艺要求。我们可以看到，该尺的工匠就完美的将这两个人物的特征表现出来了，这样高超的技艺让人除了赞叹还是赞叹。我们再从这件木尺背面纹饰的工艺来说，背面雕刻的龙纹体现的是连绵不断的重复性，能够将一正一反、两两一组的龙纹刻画的如此统一，只能说这位工匠的水平已经达到了游于艺的境界。以我们的判断，在北魏时期，如此精工细作的一把尺子，除了实际用途之外，应该是一件工艺品，它本身就具有很高欣赏和收藏价值，是北魏时期贵族使用与把玩的器物。

       在这里我们还需要探讨这件北魏木尺的长度问题，其长度的背后反映出许多的历史事实。

       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及研究，我们知道商代的一尺大约为现在的16厘米左右。经过后期发展，到秦汉时，一尺被定为现在的23厘米。从秦朝统一度量衡开始，我国历代度量衡单位量的发展呈一个很明显的趋势,即都是沿着增大的方向发展。这种变化的原因就如王国维先生所言的“欲多取于民”，这种急剧增长，大都发生在南北朝的北魏统治时期，这也是有着特定的历史原因。

       东晋以后，以江淮为界，分为南北朝，北朝政权主要掌握在鲜卑拓跋氏手中，统治者单凭残酷的屠杀和掳掠，就统一了黄河流域，建立起北魏王朝，国家政权的建立代表国家统一的新趋势，但是北魏贵族却还保留着旧习惯。统治者并未着力于建立法律体系来管理国家，而是对各族人民施行残酷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在北魏建国的八九十年中，官吏是没有俸禄的，初则靠战争来掳掠财富，再分赏给官兵。在中原局势进入相对稳定时，官吏则变的贪赃枉法，随意自行搜刮勒索，使得北魏政治陷入极度腐败状态。对于度量衡的标准更是没有严明的制度，管理极为混乱。鲜卑贵族与汉族地主勾结，任意增大尺、斗、称等度量衡器的标准，不受法律约束，肆意进行掠夺，这就是北朝度量衡急剧增长的历史原因。体现在这件北魏木尺上，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尺子长度，现在实测它的长度为27.4厘米，比法治严明的秦汉尺长出了4.4厘米，这与当时的社会情况是十分吻合的。同时也非常客观地反映出一个国家一个政权，一定要有严明的法律制度。社会的稳定，经济的繁荣全部依赖于这个坚实的基础。

       木质的尺子原本就不易保存，这件北魏时期的木尺能够完整保存至今，可以说是一个奇迹。然而它带给我们的意义，绝不仅仅体现在它的艺术价值上。通过这件木尺，让我们看到了我国古代制度的发展与变迁，承载了那个时代的记忆。在这把北魏木尺的方寸空间里，既有诸多对秦汉以来文化的传承，也有在时代背景下对外来文化的接受与表现，更有开隋唐文化之先的创新文化元素，其蕴含的学术价值比它本身的艺术价值更为丰富。

       另外对于它具体使用的是何种木材，这个问题还需要继续研究。我们希望随着更多新资料的出现，可以发掘出它包含的更多的信息。

 

古人创造出尺子

作为人类计量的标准器，

其实在人类心中同样也有一把尺子，

那把尺子则是

度量人世间价值观的精神产物。

 

我们既用它来衡量别人，

也丈量自己。

有的人去丈量时，

能够凸显公平，

彰显正义；

有的人去丈量时，

则失去公允，

埋没人性的价值。

 

在这个世界，

应当有这样一把尺子，

于情充满温暖，

于理凸显公平，

于法彰显正义，

时时刻刻闪耀着人性的光辉，

量天度地衡万物！